人民性的基本要求是为人民服务，金融要助力公平分配，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减少金融压抑，同时防止过度金融化。
要求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本次会议通过进一步明晰中央金融委员会职能、强化金融领导机制、顺畅政策传导机制和夯实干部队伍基础等举措，将更好地优化金融工作领导机制，将对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领导保障。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仍然继续强调金融风险应对与处置。本次会议还对中央金融工委、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金融系统党建和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进行部署。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度召开，第一次提出金融强国战略，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三是部署重点领域金融监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胜利召开，为未来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余年中，中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拥有全球第一大银行业、第二大债券市场、第二大股票市场，助力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这是因为，真实世界的世界货币肯定存在一个返程投资市场。
基础货币增长额=商业银行信用贷款增加额-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因此，当我们认为政策正确时，如果最终效果与政策初衷存在偏离，我们往往会得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结论。这是因为，货币发行的生产函数与传统金属货币时代具备的真实生产函数完全不同，传统金属货币时代的货币是资产，且一旦形成增量，即为政府所有，因而形成购买力切割的铸币税。我们的讨论发现，这是货币理论与真实世界脱节最为严重的地方。
比如，金融服务业的增加值可能既来自服务和资产负债撮合，也来自套利性自营。与此类似，金融机构在资产膨胀阶段，大概率会补充资本金而不会削减资产。
关于货币增长是否仅仅造成通货膨胀，抑或在造成通胀的同时带动了经济增长，即货币增长的名义效应和实际效应究竟如何，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处于站队式争论状态。第二个猜想是世界货币是主权货币当局的条约，或者说是超主权货币。如果货币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发行，那么既然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是外生决定的，是否在逻辑上可以认为中央银行是资产泡沫化的始作俑者？原本我们的争论在于货币政策的中性与非中性二分法，在我一再强调任何模型推演必须符合真实世界的货币运行时，我们取得的共识是：在货币中性与非中性叠加态之外，还存在另一种货币政策形态——货币增量的超级中性，即如果实体经济已经实现了货币配置最优化，那么任何货币政策所导致的货币增量变化，既不造成产出变动（即没有实际效应），也不造成物价变动（即没有名义效应），而只形成资产价格变动（因为缺乏更好的定义，我们只好给出超级中性概念）。无论哪种形式，在一个充分套利的市场上，都会影响该货币的供应量或利率。
换句话说，一切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持有人所谓的外汇账面资产，或者以该种货币资产形式存在，或者以离岸市场的货币资产形式存在。因此，该货币发行国的中央银行实际面临的是全球货币需求，而非本国境内的货币需求。故，所谓货币政策自主权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冲突并不存在。比如，某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很可能同时存在自有生产性资本形成和对其他非生产性相关资产的投资及其收益。
第三个共识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存在上下限。这同时可能构成对各国货币发行的纪律性约束。
数字化进程使得非数字时代居高不下的交易成本得以系统性降低，甚至归零。我们的常识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天然地处于自上而下的状态。
在争论中，我们同样形成共识的是：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发行已经不再具备铸币税的内容。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教科书都仅仅把金融中介作为沟通储蓄与投资的桥梁，前沿性研究则立足于微观经济学，围绕金融中介的信息对称性、跨期定价、借款人与金融机构的博弈做极其复杂的数理研究。在货币经济学的预测与实践领域，值得高度尊敬的有两个人——刚刚去世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和至今不知为何方神圣的中本聪。无论在银行间市场，还是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内，抑或家庭部门与企业部门相互间的零售交易，都可以实现主权货币与超主权稳定币的双币结算和清算。由此得到的石破天惊的结论是：金融中介是货币需求者，而公众是常规货币供给者，中央银行是备用货币供给者。当前，数字资产正在走金本位的老路，稳定币构想也无非是软版本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现实提法，我们的想法也并不见得比1945 年的怀特计划更高明。
Libra构想的提出，核心是稳定币。如果真的出现条约形式、来去自由、算法透明、汇率套算的超主权货币，那么跨时区的金融市场就可以实现对同一标的按照同一稳定币的无限连续交易。
既然货币是特殊的商品，那么它应该可以被写进效用函数，比如Sidrauski（1967）的模型。从中间目标看，货币政策应该盯住一篮子价格稳定性，包含PPI（生产价格指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和一切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价格。
各国都在关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货币增长和负债率。在我和我的博士生们（主要来自中央银行、银行监管部门和金融中介机构）讨论的过程中，我做了一个大胆推断——如果我们没必要那么复杂地思考问题，仅仅把货币作为一个制度性现实存在，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限定一下真正有意义的货币交易？在他们的一脸惶惑中，我说，如果我们试试把货币交易定义为货币与货币之间的交易，一切会变成什么样？聪明的他们马上理解了——货币交易是同一货币的跨期交易，也是不同货币的即期交易，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货币理论势必变得符合真实世界。
原来的金融稳定理念基于金融同业之间的交互资产负债连接，因此大型机构的流动性问题往往对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有致命影响。我的担心在于，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货币助推资产泡沫化，反噬货币自身的存在价值。100%意味着参与国事实上实施了货币局制度），因此，货币篮子权重具有浮动性。因此，金融中介不是社会经济主体信用的加权平均（如果是，则金融中介无关紧要，其仅仅从事撮合这样的技术活），而是具有独立的、高于社会经济主体信用水平的行业。
这些研究所隐含的假定是：金融中介在宏观上是无关紧要的——它仅仅是一个桥梁和筛选机制。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我和刘学博士发现：尽管抛弃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很难，但我们不得不首先做一项工作——完全的实证而非从规范出发。
在此前提下，诸多在簿记时代手工计算无法实现的瞬时交易成为可能当然，这一稳定币机制与欧元不同，其并不取消各国的主权货币，因而也不影响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四第二个问题：货币政策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我和刘学博士对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和2008年后的美国及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检讨。无论哪种形式，在一个充分套利的市场上，都会影响该货币的供应量或利率。
但是，在2020年8月的那个傍晚，我下决心用可能10年的时间来致力于弥合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在我们猜想时，我始终以Keynes（1936）的名言警醒我和我的学生——有一些狂野的猜想似乎天马行空，得自于天籁。这是因为，真实世界的世界货币肯定存在一个返程投资市场。前者一生坚持汇兑是冗余的交易成本观念，经历了单一货币区理论在欧元区的实践，但没有也很难实现美元化（dollarization）的乌托邦。
同样地，也许我们无法再用同样的模型来完全理解并参与或影响此时的货币经济。根据我的研究初衷，2020年8月的那个苹果给我的直觉冲击仅仅是货币存在大量发行的空间，事实上，各国正在这么做。
仅仅因为在数字时代，陈年老酒贴上了新标签而已。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假如理论与现实之间真的存在鸿沟，那么，是理论错了，还是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有误？这就涉及认识论层次的讨论。
这些研究所隐含的假定是：金融中介在宏观上是无关紧要的——它仅仅是一个桥梁和筛选机制。这是因为，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并不能从厚厚的手册中找到完全能说服我的答案。